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使我们成为独立思考的

往深处看,仔细看 鲁迅说过,我看事情太仔细,我对中国人的内情看得太清楚。 一个太仔细,一个太清楚,这大概就是鲁迅看事情不同寻常之处。他要关注的,也是杂文里要揭示的,是人的最隐蔽的心理状态,而且是人自己都未必自觉,即无意识的隐蔽心理。他有一种特殊的眼光,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一眼看出内情,揭示出问题,让大家大吃一惊。 这就是发给大家的一篇千古奇文《论“他妈的!”》。“他妈的”堪称中国国骂,每个中国人都会骂,即使不在公共场合骂,私下也会暗骂。文章里就讲到一个农村趣闻: 父子一同吃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说:“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这里“妈的”就变成“亲爱的”的意思了。 问题是,中国人全这样骂,却从来没有人去认真想想,这样的“国骂”背后,意味着什么,隐藏着什么,更不用说写成文章。在人们心目中,“他妈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人们忽略之处,正是鲁迅深究之处;人们避之不及,鲁迅却偏要大说特说,要“论”。“论”什么呢?一论国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国民心理;二论造成这种国民心理的社会原因。于是,鲁迅就做了国骂“始于何代”的考证。这样的考证,也是非鲁迅莫为的,现在的学者是不屑于做,也想不到要做的。但鲁迅做了,而且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 他发现,“国骂”从古就有,但“他妈的”作为国骂,却始于晋代。因为晋代是讲门第、讲出身的。人的地位、价值不取决于你的主观努力和才能,而取决于你的出身。出身大家族就可以当大官,这就是“倚仗祖宗,吃祖宗饭”,这样的遗风于今犹存: 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仗势欺人,就是仗着父母、祖宗的势力欺负人。当一个人他出身寒门,受到仗势欺人的人的欺负时,他心中充满了怨气,想反抗,又不敢反抗,怎么办?就走一条“曲线反抗”的道路: 你不是靠着父母吃祖宗饭吗?那我就骂“他妈的”,好像这一骂就出气了,心理就平衡了: 这是典型的阿Q心理。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抗,但却是靠骂脏话来泄愤,骂一个“他妈的”就心满意足了,就忘记一切屈辱,还是眼睛一闭,天下太平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 你们看,鲁迅对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国骂”看得多细,多深,他看出了内情: 一个是中国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一个就是中国人一切倚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而且鲁迅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不知道同学们对鲁迅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有什么感觉?至少以后再说“他妈的”,就会考虑考虑,有所反省和警戒吧?鲁迅这双“看夜的眼睛”实在太厉害了,他把我们社会制度的毛病,国民心理的弱点,都看透了。 再看一篇《晨凉满记》,这是分析张献忠杀人心理的。大家知道,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喜欢杀人的就是张献忠。他到处杀人,见人就杀,不需要任何理由。鲁迅说,他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为杀人而杀人。 很多人都把张献忠杀人归结为他性格的凶残;鲁迅却不满足于这样的肤浅之论,而要深究其内在的心理动因。于是他发现,张献忠刚开始和李自成争天下的时候,并不随意杀人: 有一天他当了皇帝,人都杀光了怎么办?只有到了竞争失败,不可能当皇帝的时候,他怀有一种失败的报复心理,就开始乱杀人: 反正将来天下不是我的,人都杀光了才好。——鲁迅就这样揭示了一种普遍的隐蔽的社会心理: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处在没落的地位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鲁迅说有些书香门第,当家族败落的时候,他会将原来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字画在一怒之下全都烧毁: 这就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 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些社会现象: 当你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疯狂报复和破坏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他们看起来很强势,内心却是虚弱的,实际上已经败落了。 但这些隐蔽的心理,都是人们不去想、不敢想,更不说出来,不愿说、不便说、不敢说的。鲁迅却一语道破,就让人很尴尬,很不舒服,于是说鲁迅“毒”,有一双“毒眼”——实际就是“看夜的眼睛”,更有一支“毒笔”——不过是写出了被着意隐蔽的黑暗的真相与内情。 正面文章反面看 鲁迅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这一疑心,就有了一个了不得的发现。在《推背图》这篇杂文里,他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想”“说”“做”分裂的问题:“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由此而引发了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鲁迅说,中国是一个会做戏的民族,所谓“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为什么要做戏?就因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有迷信,有狂信,但就没有坚信。中国人很少“信而从”,更多的是“怕而利用”。“利用”就是“演戏”。所以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 “做戏的虚无党”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这就影响到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于是,鲁迅又有了一个概括: 中国是一个“文字游戏国”。全世界没有一种语言像中国汉语这样具有灵活性,富有弹性。同样一件事情换一个说法就是另一个样子。比如说全世界都有失业的现象,但是中国不叫“失业”,叫“待业”,仿佛一叫“待业”就有希望“就业”了,内心的不满、焦虑就自然减缓了,这就有了“心理慰藉”的功能。 这样的弹性语言,就最容易造成“说什么”与“想什么”“做什么”分离。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一般来说,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但在中国语言不受思想制约;一般来说,语言要变成行动,影响于实际生活,但在中国语言可以和实际生活不发生任何关系。说中国是“文字游戏国”,就是因为在中国,语言不是用来表达思想,也不准备实行,完全是为了游戏,说说、玩玩而已,这就是“话一句耳”。 鲁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看到某个人,头头是道,冠冕堂皇地大说一气,你如果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你就是一头“笨牛”。如果你不但相信,还要按着他说的去做,那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最可怕的是,大家都知道是胡说八道,谁都不相信,其实说话的人自己也未必相信。但是大家都做出一副相信的样子。这就是说,明知语言的虚伪性,还要维护这种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规则。 如果有一个人把话说穿,指出说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他就是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孩子,就会群起而攻之,轻则说你幼稚、不懂事、扫兴,重则视你为公敌,把你灭了。因为你破坏了游戏规则,大家玩不下去了,就不能容你。 面对这样的文字游戏国里的做戏虚无党,我们怎么办? 鲁迅教给我们的办法,是“正面文章反面看”。他说,这是中国所谓的“推背图”的思维方式: 从反面来推测未来或现在的事情。 用这样的方法,去看报纸上的文章,有时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鲁迅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中国正面临日本军队入侵的危险,中日关系相当紧张。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自然就成为一个关键。这时候,报上登了几条消息:“××军在××血战,杀敌××××人。”“××谈话: 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这些“正面”消息,如果“反面看”,“可就太骇人了”: 原来××军并未反抗;日本当局正在派人来华招降;中国政府也有意“与日本直接交涉”,放弃“抵抗”。但这恰恰是事情的真相。 用这样的方法去读报纸上的文字,确实可以看出许多被着意遮蔽的东西。 鲁迅还谈到这样的经验:“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听到这样的议论,不但绝不可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卫生家”,却要从反面看,认定他平常是不讲卫生的。 鲁迅因此写了一篇绝妙的杂文: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鲁迅断定孔夫子有胃病,根据就在《论语》里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因为有了胃病,才会想到要吃精细一点,健康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吃,哪里会有“食不厌精”一说?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有它的深刻之处。这确实提供了一种看文章与报纸的方法。反过来看出实际生活里缺什么的。 比如,如果一个时期,报纸上突然大讲特讲某个地区如何稳定团结,就可以大体断定那个地方的稳定团结出了问题。但鲁迅又提醒说,也不会处处说谎话,它也要夹杂着真实的记载,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才有欺骗性。因此,也不能处处都“正面文章反面看”,那也是会把自己搞糊涂的。如何把握,就得靠各人的社会经验、智慧和判断力了。 鲁迅自己则依据这样的“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思维方法,对他所生活的纵横捭阖的现实政治和变化莫测的险恶人心,做出了许多极为犀利的判断。例如——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 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 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 四,自号为“愤世生”“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 鲁迅的这些话,就像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警示: 这些自作正人君子状、自作狂态怪状、自作多情、自作谦虚状、自作救世姿态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打开书籍、报刊、网站,几乎比比皆是。这是我们非用“看夜的眼睛”认真辨别不可的。

7月初,已经以养老院为家的学者钱理群出版新书《鲁迅与当代中国》。

7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中,他就鲁迅思想与当代问题做了演讲。今年已79岁高龄的钱理群谈吐幽默亦饱含智慧,说起鲁迅,可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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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就鲁迅思想与当代问题做演讲。

《鲁迅与当代中国》汇集了钱理群散见于报刊,收在随笔集中的有关鲁迅的文字,且基本都为钱理群在2002年退休以后的作品,大多数是演讲稿和序言。此外,该书还编选了供不同年龄读者阅读的鲁迅作品读本,旨在将鲁迅思想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命名为《鲁迅与当代中国》,即体现了作者将鲁迅思想写入当代语境的思想要义。

迄今为止,钱理群出版的研究鲁迅的专著与论文集已有十本,分别为《心灵的探寻》《话说周氏兄弟》《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2001)》《鲁迅九讲》《钱理群中学讲鲁迅》《活着的鲁迅》《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析》。

《鲁迅与当代中国》共分为三辑,第一辑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第二辑为“鲁迅与当代青年的相遇”,第三辑为“重看历史中的鲁迅”。每一辑各有侧重。钱理群试图概括出不同时期持不同主张的鲁迅,如中国文化中“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的鲁迅,“具有原创性与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左翼鲁迅”和“东亚鲁迅”等。此外,通过与不同的人群谈论鲁迅,钱理群自觉地开拓一个当代中国人与鲁迅交流的广阔空间,并试图阐释鲁迅的当代接受。钱理群也将鲁迅复原到历史的语境与关系中,希望激发这个时代对于鲁迅的新的思考。

钱理群大半生从事鲁迅研究,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与社会持续关注,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精神有着深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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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海婴

今天我们怎么说话?

演讲中,钱理群以关于鲁迅的三个故事作为开场。

第一个故事是“令人担忧的小白象”。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生下孩子海婴后,夫妻俩商量给孩子起什么小名,鲁迅见到刚生下不久的海婴周体通红,便将他唤做“小红象”。鲁迅的老朋友林语堂曾给他取了绰号,他说鲁迅是头“另人担忧的白象”。许广平解释说,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象,大多是灰色;遇到一头白色的象,就显得“难能可贵”,同时,又让人感到“特别”:不放心,令人担忧。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文章《论“他妈的!”》。

文章中,鲁迅写:“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

钱理群说:“这个文章就可见鲁迅思维的特别之处,‘他妈的’本来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国骂,鲁迅却对其进行考证,从晋代的门阀制度导致的门第之见说起,写下品寒门出身的人曲线反抗,通过诅咒贵胄的妈,表达自己对于他们仰仗上一辈荫庇的反抗,且是一种卑劣的反抗。”

“从‘他妈的’这个国骂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的等级制度和国民的弱点:即卑劣的反抗。”钱理群说。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鲁迅的文章《我要骗人》。

“很多人都认为鲁迅一定是说真话的人,这个文章他公开承认自己骗人,鲁迅也是有所讲有所不讲的,且在一定的情况下,还要骗人。那么我们该如何说话?”钱理群说。

“比如人家生了孩子,你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死的。你说的是真话,可是会挨打,但是你又不愿意说类似于这孩子将来一定要升官发财的假话。这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你瞧,这个孩子,他多么……哈哈哈’这样模棱两可的话。”钱理群说。

“但是,如果有非要让你表态的场合,你该怎么说话,我说了三个建议:第一,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的道德,作为年轻人要尽量说真话;第二,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你就沉默,不表态就可以了;第三,如果不表态不行,你必须要说假话,说假话三个底线:第一你要分清是非,你要知道自己的表态是错的,你要知道真话是对的,假话是错的;第二你说假话是被迫的,不能是为了给自己谋私利而说假话;第三不能伤害第三者。”钱理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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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当代中国》

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钱理群大半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思想,7月8日的演讲中,他说:“中国是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擅长做戏。汉语的灵活性就造成其有很多言外之意,你不能只是做表浅的把握。”钱理群说。

鲁迅在《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写:“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钱理群说,我们在后真相时代更加容易陷入困境,我们要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坚持和相信什么呢,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钱理群亦认为,中国的脊梁与前途不在“状元宰相”,而在底层:“看为中国前途而努力的底层,他们现在不光是不被注意,他们甚至是被抹杀的。我找到两个群体,一是第一线的中小学的教师,每个学校都有一两个为数不多的、但是坚持教育理想的真正的教育者。二是大学生中真正的志愿者,他们在行善举,在践行着理想。”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钱理群说:“我提出年轻人要健康地、快乐地、有意义地活着,要幸福而合理地活着:既要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也要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要控制自己,运用智慧,慢而不息地活着。”

钱理群在书中所收的《在台湾讲鲁迅》一文中写到:“鲁迅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科学等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理念,采取极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意义,因为他们对东方专制主义是具有批判力的;另一方面也要提出批判,因为这些理念极端化,会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科学技术的奴隶、民主的奴隶,也就是从根本上会导致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

钱理群在演讲中对这个观点展开了阐述,他说:“如果把科学作为宗教,陷入了唯科学主义就是危险的。这样的人生会陷入枯寂:缺少美感,缺少人类的情感。民主的一个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有可能导致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压迫。还有,自由绝对不是平均主义,为强调平等而把一切都削平是危险的。”

“从鲁迅和胡适的演讲的姿态和效果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很大的不同。胡适的演讲很有鼓动性,因为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意气风发地指导学生路应该怎么走,学生听了也很激动,目光闪闪: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鲁迅则不然,总是犹豫不决,讲完一个观点,又立刻进行质疑。比如他讲《娜拉走后怎样》,刚刚讲’经济权最要紧’,马上就说:‘可惜我不知道这权如何取得。’也就是说,他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现成的路指引青年走,而是自己也是寻路者,一切都不明确,要每一个听众自己去想。”钱理群在其文章《对鲁迅与胡适的几点认知》中写道。

钱理群以鲁迅对于报恩和对于爱的看法来为佐证,他说:“鲁迅认为,孩子对于父母,其实就是他们性交的自然的生育过程,是生命的繁衍,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如果其背后隐含着一种:因为我生你,我就有权支配你的态度,那就把亲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了,而真正的爱是出于本性、天性的、超越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同样的,爱的纠葛,也会妨碍一个人独来独往,妨碍一个人做出独立的选择与价值判断。”

“鲁迅拒绝收编,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使我们成为独立思考的人,这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钱理群说。7月初,已经以养老院为家的学者钱理群出版新书《鲁迅与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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