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瞿秋白为何被留在苏区继而被捕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问题:长征大转移,瞿秋白为何被留在苏区继而被捕?

回答:

瞿秋白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曾跻身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而且还曾一度领导过党的革命事业。不过他在自述里谦虚地认为自己的政治能力薄弱,不能够担当这样的大任。在红军长征时期,瞿秋白同志并没有随红军主力移动,而是留在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负责革命宣传,直到后来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在1934年,瞿秋白已经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等职务。不过,由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同时患有肺结核等病,因此主要处理一些简单的文职类工作。
图片 1(伟大的革命先烈瞿秋白)

在红军主力进行长征后,瞿秋白曾坚持要求自己随军长征,但由于他的身体原因已无法适应艰苦的长征生活,所以王明等人研究后决定将他留在瑞金。因此,瞿秋白没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到陕北,更没能见证长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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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2月,瞿秋白的肺病已经日益严重,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因此中央决定派人送他从江西出发,经过香港周转(绕过国民党统治腹地),最后再去上海求医。不过当他的队伍到达福建省长汀县附近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捕。瞿秋白一行人寡不敌众,最终突围失败。后来经过叛徒的指认,瞿秋白的身份便彻底暴露。一开始,国民党还试图诱降他。

可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拒绝投诚,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纯洁性与自己的革命信仰。1935年6月18日早晨,被捕的瞿秋白在写完了自己的绝笔后,于罗汉岭被国民党枪决,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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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些复杂,加上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实在有限,只能大概梳理出来一个轮廓。翟秋白之所以会被留在苏区,极有可能是由于当时内部的斗争,而对于上级的安排,翟秋白选择了接受,这使他错过了离开的最佳时机,导致其最终被捕遇害。简单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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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秋白

事情的起因,或许要从“八七会议”讲起,瞿秋白被推到台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汉口紧急召开。这次会议上,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而其继任者,正是瞿秋白。至于为何会选择瞿秋白成为最高领导人,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至今成为了一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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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

不过,瞿秋白自己却在事后直言不讳的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是“历史的错误”(《多余的话》)。而根据陈铁健先生的分析,瞿秋白之所以会站到前台,机油二可能是因为他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鲜明反对态度,这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然而,正是由于瞿秋白身上“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或许为此后的事情发展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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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此期间,李立三坚决认定中国革命仍然处在高潮期,直到斯大林站出来利用一天半的时间为其分析了当前形势,说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处在了低谷。然而李立三并未接受这个说法,只是暂时搁置了争议。

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则回国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而正是在李立三的策划下,以武汉为中心,在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发动了大罢工和总暴动,结果却使得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遭受重大损失,甚至丢失了洪湖根据地,地下组织也相继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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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三中全会

1930年9月,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派遣下返回国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纠正“左倾”错误,停止了对大城市的攻打。

事情的焦点,瞿秋白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的心软,却为自己埋下了隐患

或许是由于“书生意气”,瞿秋白在处理“立三路线”问题上,始终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只是要求李立三做出了检讨,且对追随“立三路线”的人员并未追究责任,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李立三因此而已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却没想到他的心软,反而给了对手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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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1930年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苏联召开了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当时前往苏联学习的李立三参加了这个会议,而身在国内的瞿秋白并未参加。

由于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曾因“江浙同乡会”问题与瞿秋白有矛盾,这次会议的论调便可想而知了。在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的引导下,李立三在会上说出了“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这样的话,反而将“立三路线”的错误加在了并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

图片 9△米夫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而由于李立三此时尚在苏联,于是瞿秋白便成为了主要批判对象。

而早在会议召开之前,王明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共产国际的决议,于是他在自己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中,用了长达3万余字的篇幅重点批判了瞿秋白,“文中说道:“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最终,在米夫的授意下,王明得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被撤销政治局委员。

事件的结局,瞿秋白被迫以病躯前往苏区,并最终被排除在长征之外

自从被撤职之后,瞿秋白便因肺结核一直在上海养病,在此期间还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在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再一次对瞿秋白形成了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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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一家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对其传达了派其前往中央苏区的决定。对于这个安排,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请求妻子杨之华可以与自己一同前往,但当即便被拒绝,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曾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瞿秋白却说道“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此次会议选举了新的、由12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深受王明影响的博古担任总书记,瞿秋白仍然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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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苏区。而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就在瞿秋白到达苏区后两个月,也就是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撬开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整个苏区开始岌岌可危。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但撤离的名单中并没有瞿秋白,瞿秋白曾向组织当面提出希望能够随队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他就这样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苏区。直到1935年2月,瞿秋白因肺病日益严重,中央这才决定派人送他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然而就在瞿秋白2月24日在走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时,被当地保安团发现,突围失败后被捕。1935年6月18日晨,瞿秋白写完绝笔诗,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回答: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于1934年2月奉上海临时中央之命来到了炮火纷飞的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在任期间,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

作为曾经的革命老战友,瞿秋白的到来,受到苏区内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有一个人却对瞿秋白耿耿于怀。这个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这得归结于二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经对王明、博古搞小团体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于是,王明后来曾批判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在长征的准备过程中,瞿秋白曾坚决要求跟随红军主力转移,遭到博古的拒绝。毛泽东、周恩来也曾经向博古提出建议,要求瞿秋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但是博古仍然无动于衷,以瞿秋白患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为由再次拒绝。

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便和陈毅、项英、何叔衡等人一道坚持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1935年初,瞿秋白被要求到白区工作。2月24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在长汀俘获。在狱中,瞿秋白面对敌人的各种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留下“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这样一句伟大的名言,于当年六月被蒋介石下令在长汀处决。瞿秋白牺牲时,时年36岁。

回答:

显然,瞿秋白被留下是博古、李德等人有意为之。当时,由于博古坚持错误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博古、李德等人害怕错误路线被清算,企图将党内反对他们的人都排除在外,当时瞿秋白对他们错误有所察觉,所以他们坚持把瞿留下。博古等人开始还企图将毛泽东主席也留下,只是由于周恩来等人强烈反对,未能达到。至于陈毅,是因为受伤而不能长征,被迫留下。

长征已过去八十年(左右),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永远值得我们现在每个人铭记。

回答:

留下的人不少,陈毅也是嘛!革命就有牺牲,走或留都有可能牺牲,但必须有走有留,没办法

回答: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向贤矩部逮捕,6月18日,在长汀中山公园执行枪决。

回答:

瞿秋白留在苏区,跟陈绍禹(代号王明)没有关系。共产党的掌柜的是秦邦宪(代号博古),陈绍禹是中共驻共产国际(苏联)代表。

回答:

你们围着小编认真研究吧。提起瞿秋白,咱只知道他被杀前写的那篇《多余的话》

回答:

苏区 中国的地方叫苏区

回答:

不应被历史忘记。正直的马列主义者了。可敬也值得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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